首页 校庆动态 文化活动 校庆征集 魅力一中 留言建议 资料下载 校友互动
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文化活动

岁月如歌—回忆我们的中学时代

日期:2019-09-03    点击数:  

  暑期时候,与几位同学小聚,说到今年是母校伊盟一中80周年华诞纪念。话别,我便专程骑车到伊盟一中旧校园探访游玩。

  

  走进校园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现代建筑风格的教学大楼,巍巍耸立在校园的右前方,校园的西南边是体育馆,整个西边是个很大的体育场,大门正对面便是一条由南向北的长长的甬道,道路两旁种着各色花卉,团花锦簇,郁郁葱葱;道路右边数拾颗古木大树齐刷刷伸向蓝天,学校的“报告厅”就是我们过去的小礼堂附近还有许多杏树果实已挂满了枝头。我摘了一颗,也不管它是否打过农药,既使打过吃一颗也不致于“闹死”。真好,这种杏儿汁多味甜,实为杏之上品;可惜还不到成熟期,要到八月中秋才能熟透。“小礼堂”门前矗立着一幅孔子的雕像,笼罩在这些参天大树和翠柏之间。好像一下子能让你这颗尘世间躁动的心渐渐地歇息下来。

  

  

  

  还有那些象征“后起之秀”的雕像以及“品正立天地,人和通融合”、“自强不息”、“体育是运动的艺术、运动是体育的灵魂”题词也映衬出这是一个群星灿烂的群体,像大海孕育出江河,像天空托起了日月,像时光造就了永恒,像母親一样谆谆教诲。

  

  母亲为了家庭夜以继日、奔波忙碌着,煮饭、洗衣、收拾屋子和工作,样样都要作,甚至监督我们做作业,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站在纯朴、善良、勤劳的母亲面前,我们就像宇宙中的一叶扁舟。我们如果头痛感冒发烧,可急坏母亲,半夜背着我们去看病,急得母亲都哭了,而迷迷糊糊的我们却不知道安慰母亲。这样的生活事例太多了,举不胜举,生活让我们所有天底下的子女都经历或感受着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而学校里的老师也一样,每当我们遇到困难,耳边萦绕的总是像母亲一样鼓励的话语,心中荡漾的是母爱的暖流。我感谢老师那明灯般的指引,给我以强大的力量,给我以无限的勇气,让我慢慢成长起来,自信地面对漫长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现在,我们渐渐长大,我们都毕业离开了母校,踏上社会,和母校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儿时与母校的老师彼此亲密无间、欢声笑语……这些似乎早已离我而去,我们一直愚昧地认为自己长大了,了不起了,可以不再受母亲的束缚与限制。而母校呢 依然保持着她对我们深切的关怀与深深的爱。我仰望着我曾多次进出的小礼堂和这晴朗的天空,深思了许久,母校的爱就像那广阔的大海,像那浩瀚的宇宙,永无边际;像那奔腾的河流,永不停息。因为母爱无疆,我心中的母校啊,此时此刻,学子心中的话语有很多想要对你说……

  

  这就是母校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可以这样说,我当时并不喜欢读书,可对母校却格外敬仰。时至今日,我对母校的怀念远远超过了读书。看到我们初中时期种下的这些树已成栋梁之材,一种“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感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正是国家、民族、家庭育人的根本之法,恰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母校不仅传授给我们既有的知识,还传授给我们学习知识的方法,而且从德、智、体几个方面让我们全面发展,她虽然没有直接给予我们教授怎么样索取物质,而是教以方法或某种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得以更好接续、繁衍、传承我们中华文明并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江山代有后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样人类才能永续繁衍、生生不息。

  

  看到母校仍然保留着一些老教室,刻画在我心灵深处在这些老教室中上演的一些精彩动人的故事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好想又回到那几年的时光,但如今,我们早已毕业,故事早已结束,真想把那首叫《那些年》歌曲献给我们的老教室。回忆教室里最美的记忆。有忐忑、有紧张、有光荣、有快乐。当被数学许世华老师叫上讲台去解方程,拿起粉笔的一刹那,我的心便“扑通扑通”的跳起来,暗想:许老师你真损!”被许老师扣留在讲台上,直直的站在那里,听那教鞭敲打黑板时发出“砰!砰!”的声音,这让我难以忘怀。而语文课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漫长的五分钟啊,当发现自己背《木兰辞》顺利通过时,我轻松坐下,给全班留一个潇洒的身影,仿佛看到许多同学对我点头赞许,那时我的心是甜的。在生物叶选中老师的课上,物理张同奋老师的课上,化学汪茂娟老师的课上也会有出丑的时候,比如物理做不了并连电路、化学标不出元素符号,都曾在这些教室里,有我难忘的记忆!

  

  如今,那曾经热闹非凡的老教室空荡荡的,但我依然要为这个热闹不再的老教室献上我所有的保存完好的记忆:闭上眼睛,那些语文诗词、化学符号、物理公式、英文字母密密麻麻如星星般向我眨眼;那些灿烂的笑脸、疯狂的打闹仍然历历在目;那些美好的时光,青春的岁月,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一同珍藏在我的心底。我对着我的老教室,轻轻的道一声:再见!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我亲爱的老教室……

  

  隔了一天,我又骑行路过伊盟一中。已是临近中午,又回到校院内走走,保安见我又来了,于是上前问道:“也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是的,整整四十年前”,于是他便主动为我带路。只见校园内,正在加紧翻修地面。我问保安:是暑假的原因?还是为了迎接母校80周年校庆而翻修呢?”他说:“可能都有!”想了想,接着又详细告诉我:“盟一中已经搬到康巴什了,我们这只是旧校址”,我不加思索地说:“这我知道,对我们这些老学生,还是感觉这里才是母校!”保安接着说:“我们也感觉,对你们这些老同志而言,还是这里有亲和力,康巴什那面你们根本就没在过。谁还对一个没待过的地方特别親近,只是看看那块校牌而己!”这个保安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人很热心,处事严谨,在他很少纵声谈笑的沉稳表情中,有一种独到的机敏与心路,他能循序渐进,诱导你按他的想法思路走。我感觉母校的保安也不一般。

  

  是的,这里是当时教育和抚育我们成长的地方,这是一所有着跨越两个世纪近百年的老校,当年,这里的文化氛围是何等之浓,何等之烈。这里留下了几代人成长的足迹,是缔造我们生命的方舟。显然,这里有挖掘不尽而又耐人寻味的创作素材。

  

  一、母校的历史

  

  确切的讲,由于现在伊盟一中南迁到康巴什新府,我真有点分不清哪个应该是“母校”。论牌子应该是那个,但我内心能接受的却只有这个。这也不知是什么人出的“馊主意”,一个面向全市招生的近百年老校、全区重点中学,竟然要捣腾来捣腾去,让我们都无所适从或者是难以适从。还必须要说的是,今年是伊盟一中80年大庆,这所学校历史悠久。不管他的地理位置在哪里,但真正要讲好伊盟一中的故事,时间如水,岁月如梭,追根溯源还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说起。

  

  “鄂尔多斯第一中学前身是建于1939年的“国立伊盟中学”。百度只能查到这么一句。“伊盟一中的构建,是老校长荣钟麟先生的父親荣祥先生于1938年提出并筹建的”。这是原伊盟一中常来旺老师因身患重度糖尿病和眼疾,我帮他整理文集时告诉我的。

  

  据他讲:荣祥先生当时出任国民政府蒙旗宣慰使秘书长,他和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王爷千里迢迢赶赴重庆述职时。当时蒋介石问起为何绥远蒙旗子弟多赴延安求学时,荣祥先生回答:“绥远境内各旗没有学校,绥远的蒙旗子弟,要想读书明理,就得远赴延安求学。”荣祥先生再三向蒋委员长恳请建立伊盟一中的愿望。蒋介石听完后,决定在伊克昭盟设立一所国立中学,盟辖每旗设立一所小学。伊盟一中建设初始就是按全盟范围内招生构建的。

  

  然而,当时军阀混战,日本鬼子正欲侵吞鄂尔多斯,蒙旗政权,形同虚设,军阀陈长捷横行蒙地,到处铲草垦荒种地,在伊克昭盟,要筹办一所国立中学及多所小学,谈何容易,而且境内的库布其沙漠、毛乌素两大沙漠肆虐,沙逼人退,沙撵人走的现象在伊克昭盟很普遍。面对着种种困难,荣祥和沙王权衡再三,看到在鄂尔多斯建立这所中学无立锥之地,于是,决定先在包头把伊克昭盟中学暂时建立起来。

  

  1939年伊盟中学在包头建立初始,像没娘的孩子,受尽了各种非人道的歧视、凌辱。后来,包头也被日本鬼子攻陷,荣祥先生大义不阿,偕伊盟一中校长携蒙政会信印到扎萨克旗,交给沙王。

  

  荣祥当时是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委任他为蒙古抗日游击军第三军中将司令。

  

  在绥远政界、军界、文化教育界有很大影响。他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1942年途经延安时,也受到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的接见,约他洽谈抗日。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荣祥先生是“九.一九”和平起义的签字者之一。

  

  这就是伊盟一中老校长荣钟麟父亲荣祥的一些事迹。我把伊盟一中历史说的这么详细,想表达的只是证明伊盟一中的前世今生都是一所好学校。

  

  话再说回来,绥远和平解放后,时任伊盟一中校长伊锦文三次登门拜访、邀请同窗师兄荣钟麟先生与他一起办学。荣钟麒面对民族教育的迫切需要和父亲荣祥的谆谆嘱托,从东北长春师范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伊克昭盟,并于1952年把伊盟一中真正的迁回到属于伊盟土地的东胜县。从此荣钟麟就在伊盟一中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们上初、高中,荣校长办公室就在校园第一排靠近甬道的第一间,他的办公室是我们每天上学必经之路。他是第一个来学校而最后一位下班的老师。他每天站在办公室门前用目光迎来送往每个学生。70年代,他好像并不担任什么课程,只是来办公。那时他已“靠边站”了,刚刚“车辚辚、马啸啸”复职把家搬回东胜。他没有给我们那届带过课。

  

  我们一踏入伊克昭盟一中荣钟麟就是副校长。他在伊盟一中历任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和顾问等职。绝大部分时间担任副校长。校长伊锦文、包锦文、郭云龙、郭兴、牛维凡,走马灯似的调换,而他始终任副校长之职近30年,他的品性与才华有口皆碑。他是伊盟一中的灵魂人物。他和他的父親荣祥先生对鄂尔多斯教育事业发展有着举世无双、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后来我才知道:“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厚德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新”的宗旨意识是荣钟麟40年办校的方针。

  

  当时,伊盟一中校园布局与现在有所不同,位置没变,在东胜城的东面通往公园的马路上,在路北的一个极大的院落内。校门前有个斜坡,通往公园和烈士塔,与五完小隔墙相望。校园以“圭”字型排列。进入大门,东西两侧都有许多房子,东面是个排球和篮球场、学生会和公共厕所,大门西边是传达室、传达室的后面是锅炉房和文艺队排练室、体育组办公室。从大门正对面是个小礼堂,两边都有甬道通向北面,甬道边上各有三排齐刷刷平房,小礼堂前面的两排东边的是各年级老师办公室,西边的是校长办公室、教导室、总务室、播音室、工宣队办公室。这两排的后面、小礼堂东西各有两排教室,每排三个班,初中的十二个班就分列在这里,两个甬道通向北面的一排6个班就是高中班。高中班后面有个小树林,那里还有个大礼堂。整个校园的东边是教室,中间从南向北排列的平房是教师和学生住的宿舍。校园西侧是个大操场和体育场。

  

  校园的教室虽已破旧,但当时树木依然蓊郁,每当春夏秋绿满校园。我于1974年至1977年在伊盟一中读初中三年,1977年至1979年在此读高中二年。也就是说我13岁在伊盟一中入学读初中,18岁毕业于这里的高中,整整在这里学习、成长了5年。

  

  二、我们的初中

  

  说来也怪,我对初中的事情记忆的比高中清楚,而高中距离现在虽然时间近,但由于来回文、理、快、慢不停的分班反而记的不太清楚。

  

  思绪再回到了四十年前。1974年,我们脱颖而出,幸福的成为了伊盟一中学生。我们那届初中共招了12个班,我们班是123班,也被学校认定为重点班。班主任先后是蔺惠风老师、王志民老师、苏香梅老师,数学是许志华老师、政治先是叶淑兰老师,后来是王志民老师,生物是叶选中老师,物理是一位姓张同奋老师,化学是汪茂娟老师,历史是王春林老师,音乐是王瑞敏老师,孙玉老师,体育是严俊老师,后来是李军老师。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开始了。我们123班有马丽娜、郝世平、张增梅、刘建敏、任君、李青、王贵生、成建中、赵伊莉、安小东、袁俊林、龚文斌、柴小平、严东、黄振东、刘义萍、刘彩风、李桂琴、李俊梅、白春霞、张娟、郭丽云、刘丽莎、赵建宇、廉淑琴、牛继兰、刘凤琴、边小林、杨少春、李勇明,刘忠东、刘彩霞、李东胜、杨先峰、屈志忠、赵伏虎、赵琦、梅金花、乔梅花、王丽华、王英、王凤山、史美丽、富丽清、郭翠娥、白玉莲、白金莲、刘彩凤、陈勇、刘贵林、靖青松、郭小东、李埃喜、周宝珍、丁怀兰、苏文兵、陈东光、郭小东、杨文芳、刘秀兰、丁丽萍等五十几位同学。

  

  那时候,文革运动还没有彻底结束,初一刚入学时就发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几个重要事情。一件是:1973年底的革命小将黄帅反潮流,说的是与我们一届的黄帅在北京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话。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她在日记中写希望老师对有错误的学生要耐心帮助,说话要注意态度。班主任认为这篇日记中所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老师号召学生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和她学,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受了委屈便给报社写信希望能派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只不过把自己心里话写到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遵严’奴役下的的奴隶吗?”这就是整个“黄帅事件”的全部情况。黄帅也没多大毛病,正常的师生之间矛盾,写信也只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中央文革小组让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大做文章。中国各地中小学迅速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

  

  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而无独有偶,祸不单行,辽宁又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情况是这样的: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10年中的唯一一次高考。这一年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他在试卷的背面写了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述说了自己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抽空躲在小屋里去复习功课,从而导致了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这一封信让张铁生得到了重视,最终被一家学院录取,并冠之以“白卷英雄”,大力在全国宣传,并影响了当年及以后几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考分越高越没学校录取。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或中下者,人们也对张铁生交“白卷”行为赞不绝口。一时培养社会主义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风菲全国。

  

  于此同时,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把学校教学工作一概诬蔑为脱离实际的只会“黑板上开机器,试管里种黄瓜”。他们理论认为:“机器,应该开于工厂、农场、矿山、油田,在黑板上去开,岂非脱离实际?黄瓜,应该种于田头、地角、瓜畦、温室,种到试管里,岂非故弄玄虚?”乍一听,这棍子打得似乎有理,但仔细分析,殊觉大谬而不然。所谓“黑板上开机器”,当然并非真把机器搬到黑板上去开,而是指教师在课堂中,向学生讲解有关机器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在黑板上画机器图样,写有关的定理、公式、数据等等。从学校教学的特点和要求来看,这种基本理论的讲解,基础知识的传授,倒是决不可少的。

  

  一时间,反潮流精神席卷全国“师生团结起来,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猛烈开火!”在全国肆虐。

  

  我上伊盟一中初中三年是1974年入校至1977年毕业的。我们初中恰是遭逢在黄帅反朝流、张铁生交白卷、反对教学工作不切实际的动乱不堪的年代。那时全国各大、中、小学的基本情况都是老师无意教书,学生无意学习。

  

  然而,我们的班主任是蔺惠芬老师,她很严厉,给我们交了一年多语文,她对外面的事不感兴趣,也看不下去,尽自己绵薄之力,尽量保全我们的语文学习不受干扰。数学是许世华老师,但毕竟不是班主任,那样的年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个老好人更好;其它理化课张铁生都交白卷,我们认为学不学无用,但王志明老师的政治课必须学好,倒不是因为他是继任班主任,是那个政治挂帅年代的需要。至于那时的史地课简单,听一听就行,年轻人脑子好,记忆更好,考试前“临阵磨刀,不快也光”。

  

  蔺惠芬、王志明、苏香梅老师分别是我初中的班主任。依稀记得,蔺惠芬老师40岁出头,她是哪里人不记得了,大个子,偏瘦,戴一付近视眼镜,看上去很精神,教书育人很投入,有经验,是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印象中,蔺老师是个严肃的人,她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但很谦和。她好像没有较高的学历,但她学识渊博,课讲得很生动,抑扬顿挫,风趣幽默,妙趣橫生,鞭辟入里,娓娓动听,轻车就熟,成诵不忘。她对初中学生的习性非常了解,经常亲切畅谈,共叙师生情谊,切磋教、学心得。学生们对蔺老师很信赖。从相识、相知、相交、相投、相好、相信到相托,师生感情越来越深,师生情谊越来越厚。有件事记忆犹新,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班内出类拔萃的学生,在班内没有什么影响,蔺老师不会认可我这个无名小辈。所以很疏远她。只认为她是老师,我是学生,就是一般师生名分而已,不愿接近她。忽然,有一天,父亲说蔺老师到单位找了他。估计说了一些我可能还是个“可塑之材”的话,一定要让家长注意引导。这对我学文有很大影响。有时我还想,在那个教与学都不受尊重的年代,当时当班主任的她“轻风凉嗖”在家呆着应付应付多好,为何还要那么忙?那么紧促?跑着找那么多学生的家长,挽救年轻人出手之快到今天仍令我佩服。忘了是搞什么庆祝,班里编排文艺节目,记得是两个。一个是《敬爱的毛主席》,另一个就是《小火车》。我当时尚处年幼,虚荣心作祟,不敢演练,怕跳不好丢人现眼,后来蔺老师又找了我的姐姐鼓励我大胆的跳舞。我因蔺老师对我信认和重托而感到荣幸和欣慰、骄傲和自豪。当年这种文艺活动虽说的是给党和毛主席汇报演出,而我内心一直还想着第二个原因是不辜负蔺老师,要对得起蔺老师的重托。

  

  做为教师,蔺老师是个平凡的人,她没有多大建树,也不是正统的科班出身;但她教了一辈子书,不会照本宣科,她思想敏捷,文如泉涌。可惜,她只带了我们不到点两年就调到包头工作了。据说,在那里,她还是一个“教书匠”。

  

  

  王志民老师当班主任是初二后半个学期开始,蔺慧风老师调包头后,他继任。王老师一年四季穿着洗得有点发灰白的蓝色布料中山装制服,虽然才三十岁出头,在我们眼里却以为王老师已是四十岁以上了,甚至说五十岁也一点不过分。他当时是伊盟一中,为数不多的正统科班出身的教师,学的是地地道道的俄语,但是王老师“流年不顺”,六十年代随着中国和前苏联关系日异破裂后,俄语已经在各校停止教授,王老师“英雄无用武之地”,所学非所用,只能被迫改行当英语老师。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七十年代英语也停止了教授,王老师这样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又改行给我们讲“政治”。于是乎,他“现学现卖”,经常给我们上的是“批林、批孔、批邓”这样的课。在那乱世发疯“白卷英雄”的年代,哪容“千里马”发挥作用!王老师这样的社会精英也不得以“千里”称颂了。我们初三的时候国家开始重视教育并恢复了高考。王老师的政治课讲的非常认真、严谨,总能引发我们对政治课的兴趣。那时仍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初中毕业时,大家相互讨论,如何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即继续上学,还是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王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们的朋友。这不是我攀附权贵,自然王老师也不是权贵,我也不是攀龙附凤趋炎附势之人。但王老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前几年,学生聚会时,王老师无不感慨地说:“过去我是你们的老师,现在我是你们的朋友”。我们从王老师的言语中又一次感触到他身上值得我学习的知识、思想、品德、风格、精神越来越多。

  

  我有幸亲身体察、耳闻目睹王老师给我们当班主任时他那高尚的学养、素质、品格。我不知王老师出身成分高低,也不知一次一次的运动是否折磨过他。但他给我们当班主任老师,费了好多周折,至今我仍历历在目,或不堪回首。他经常“辱于学生之手”,“王锣圈”、“王teacher”成了老师的代名词。但他“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他是谦谦君子,用他那博大的胸怀包容着正处于“反朝流”青春燥动的我们。可谁又能亲自替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给老师赔礼道歉呢?我只能对那个时代说:“呜呼哀哉”!

  

  多么善良的老师。您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界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特级教师,当之无愧。

  

  

  还有,蔺老师调走后,语文课由苏香梅老师带,她也给我们当过短暂的班主任。那时,苏老师很年轻,漂亮,字写的特别好,给人一种干练、利爽的感觉。她个头不高,干净的衣着,文静的谈吐,一切教师所应具有的外在美的品格,在她身上达到和谐的统一。她是高中留校当老师的,她语文课课文讲得很不错: 《木兰辞》《小石潭记》、《捕蛇者说》、《扁鹊见蔡桓公》、《曹刿论战》、《愚公移山》、《鱼我所欲也》、《公输》、《战国策》、《陈涉世家》、《卖油翁》、《范进中举》;毛泽东诗词;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故乡》、《孔乙己》;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杨朔《荔枝蜜》;魏巍的《谁是最可爱魏巍》;高尔基《海燕》这些课文苏老师要求我们学生都要背会,背不会也一定要熟读。至于那些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的《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或阶段斗争教育题材的《雷锋》、《高玉宝》等等记叙文章只要求我们了解就行。记得,苏老师字写的很好,她像一位书法家或琢磨璞玉的能工巧匠,一笔一划,一斧一凿细心勾勒着每个字。她的课讲的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听她的课是知识的荟萃,智慧的点拔,艺术的享受。我记得有一次她讲《木兰诗》,讲完课堂辅导,我悄悄问苏老师:“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不可能,不说别的,一洗脚就露馅了,小脚肯定藏不住?”苏老师回答道:“南北朝时期,妇女还不裹足。”接着苏老师讲:“中国女子裹足始于五代。”这说明,苏老师广见博识,瓜熟蒂落。我上大学时,同样的问题问大学教师,老师被问的结结巴巴,脸色十分难看,居高临下地训斥我:“你的问题是多管闲事?回答了你这个,接下来你该问我“木兰是怎样避开战友尿尿”的问题了!”我淡淡一笑,说其它的不问了,老师愤愤然扬长而去。还记得,初二下学期的一天,上苏老师的课:我和同学陈勇,都在利用业余时间在校外学画画儿,俩人悄悄约定上课时各自画一幅苏老师的人物素描,看谁画的像。我正在作业本上给她画像,不知什么时候她悄悄走到我的课桌旁:“袁俊林(当时名字是这两个字),你干什么?你画谁呀?”当她看到画像边上写的“苏香梅老师”五个字时,面带微笑地说:“我就长得这么难看?”,我连忙赔罪说:“苏老师,你长的漂亮,不像我画的。”苏老师温婉地说:“看你的功笔还不错,你如果想学画写字,没人教,我给你介绍老师给你教!”据说,苏老师的爱人就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家、画家,我认为她说的老师是他爱人,我哪敢让老师的爱人教呢!原因就是:校内让苏老师管,校外再让苏老师的爱人管,这岂不是背上鼓寻捶吗?

  

  到了初三,我学习逐渐主动,成绩也有所提高,快毕业时,王志民老师和苏香梅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让我不要选择上山下乡,要报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说想当知青。俩位老师看穿我是怕参加高中考试考不上丢人,于是,苏香梅老师离我家在消防队对面配件公司家属院只隔着一堵墙,她就找我父亲说:“他记忆力好,课文都能背下,考高中没问题。还是上高中比下乡好,今后会有发展前途。”苏老师又找我谈了几次,对我说:“不要怕考不好,你没问题,数理化普遍不行!”后来,我听从了苏老师,抓紧时间学习,抓紧时间领会,抓紧时间做练习,考试时数理化交了白卷;不过,语文、政治、史地成绩不错,考上了高中,实现了愿望。

  

  苏老师是个严肃的人,也是个善良的人。初中时期,我们尚处年幼无知,为教我们她操心费力,也吃了不少苦头。90年代同学聚会她曾参加。再后来听说她移居到了北京。直到前年同学聚会,又见了一次苏老师,她依然那么精神百倍。

  

  我的这三位班主任老师,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执着的人生追求,扎实的教学基础,科学的教学理念,高尚的人格魅力,开拓的创新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奋踏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笔耕不辍呕心沥血的意志,孜孜不倦对我们的教诲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做人的典范。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到他们,我心中总是泛起感激之情。

  

  记得那时的冬天,我们的取暖还要生炉子,值日的同学负责烧火加炭。最开心是早上上学带个玉米面窝窝,或山药圪蛋,放在炉边烤,烤玉米面窝窝发出阵阵的香味,在当时那真是美味啊。班里窗户玻璃很烂,挡一些紙片,顶棚仰撑有许多窟隆,最喜欢再换座位时能挨着墙,即可靠着休息,又可逃避老师锐利的眼光,还不怕过道上面扔在仰撑上的“砸老师”的冰块掉下来。

  

  让班里学生最难忘的就是王老师每日都要检查自习……我们班离礼堂很近,出了南门就上了公路,穿过马路就进了体育厂,有时逃自习课跑到操场或体育场躲起来。自习课是王老师和苏老师分别都带领和要求我们上的,全班同学都必须上的,其实,那就是给我们吃的“偏锅饭”。可见那时王老师、苏老师都意识到学习对我们的重要性。可我们年纪尚小,更何况学校对此没有要求,整个学校只有我们一、二个班在上晚自习,内心是极不情愿甚至是怨恨的。因为每次放学回家后还得再来。有时晚上要到学校大礼堂或文艺队排练文艺节目和练基本功也很苦,可怜我当时身体羸弱,但后来才真正体会了蔺老师、王老师、苏老师的良苦用心,也深感收益匪浅。

  

  蔺老师、王老师和苏老师是我们的恩人,那个极“左”的年代,带我们,他们都吃力,非常艰苦。尤其是王老师和苏老师,他俩很不幸:“纸顶棚扔冰块儿”、“火炉筒子接电线”、“门上放热炭灰”、“扎自行车轮胎”,这些当年收拾“臭老九”的“绝活儿”都曾对付他们。我们真的对不起二位老师。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感到心痛。

  

  三位老师的大恩大德永远难忘!前几年聚会,打听蔺老师的情况,了解到她已经去世了,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以寄哀恩,以感师恩。她如果在天有灵,看到我们这些学生都很缅怀她;并且我们个个都小有成就、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当会感到欣慰吧!

  

  王老师和苏老师,我们衷心祝两位老师颐养天年,幸福长寿,安度晚年。

  

  值得一提的是,初中时期虽然我对学习不很重视,但这个时间我读了许多课外书籍。有幸的是我的父親的一位画家朋友家中藏有许多“禁书”。他视我为侄子,他的书籍我随便去借,前题是保持完好,好借好还,不得再给别人借阅。记得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初一的时候。我的家里没有任何这些文学作品。爸爸看到学校抓的不紧,要求我学一门艺术,将来有一技之长,于是带我找他的朋友、群艺馆的张禄群老师学画画儿。从老师家出来的时候,我和张老师借了一套《红楼梦》,他要求我一个月后还。那段时间我除了星期天到张老师家学画画儿,每天画鸡蛋,那时我才知道每个人学画都必以画“蛋”开始。因为人物的脸型都以鸡蛋为原形。既然父親让学画画儿,我也以学画画儿为幌子,一是应付父親,二是可以从张老师那里借到我从没见过的书。我被书里的许多道理、人情世故深深吸引着。张禄群老师在《红楼梦》书页底下空白处写下了他的许多书评、注解和他自己的体会。我读了他的这些书评、注解和体会,对我理解这些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隐喻,很有帮助。他的这些书评、注解、体会我都留心的读了。如果没有他的那些书评、注解、体会,凭我一个13岁的少年,书中的好多事情肯定是理解不了的。我夜以继日,上课也偷看,不到一个月就读完了红楼梦。按时把书还给张老师,而且,书保护的很好,折也没有折一下。后来好几年,我从张老师那里借来读了一些中国和世界名著以及像《苦菜花》、《迎春花》、《青春之歌》等杂七杂八的书,看得津津有味,写什么的都有,好热闹。初中时期,是我和书的初步结缘。那时既使在课堂上,只要我悄悄地看书,不影响别的人,老师不怎么管,而且课程不深,有充足的时间,所以自己养成了在课堂上爱看“闲书”的“坏”习惯。安小东把他自己家里的藏书拿来和我交换着看,叶素兰老师的儿子李晓东同学也把家里的书拿来,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互相交换的看。由于我爱看书,还在当时文化馆里的唯一的图书馆办了借书证,记得是邻班袁丽荣的母親万姨是图书管理员,那时图书少,预先登记你想借阅的书籍。万姨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能把书留下借给我。那时住宿条件差,家家户户住的都是那种号称“两间半”的房子,这种房子一进门就是个走廊,走廊内东西南北开着四个门。入户门一进去东西墙各开的着的门进去分别是东西两个主次卧室,其中次卧稍微小点,隔出的半间,从走廊北门进入是厨房。主次卧内各有一面大炕。我和我的姐姐住在东面的次卧。她在乌兰牧旗上班,经常排练节目,早出晚归。担心互相影响休息,炕上用帘子隔出两个小格子。有时她下乡演出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乐园了;有时爷爷过来就合住在两个隔子中间,晚上熄灯以后,我在我的格子里另拉着一个15瓦的灯,昏暗的光线外边只能看到一个说亮不亮的黄影影,我就在里面的灯下看书,有时一直看到半夜以后,那一时期,我把当时流行的小说看了好多部。除张老师那看到得《红楼梦》、《三国演》、《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名著和一些世界名著外,还阅读了《封神演义》、《三侠演义》、《五侠演义》、《杨家将》、《隋唐演义》、《岳飞传》、《野火春风度古城》、《红日》、《红岩》、《播火记》、《李自成》等。这是海一样的东西,上课读,躺下读,上厕所读,跌进去迄今为止一直都爬不出来。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初中三年的时光一晃而过,留给我们的思念和情谊却是终身难忘的。那点滴的回忆,让我们魂牵梦绕。很多记忆虽然已经模糊,但情谊却越来越深厚。

  

  三,我们的高中

  

  校园如摇篮陪伴我们成长,校园如乐园给以我们快乐,校园是我们另外一个温馨的家。但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长大,不情愿离开这个家,1977年7月我们初中毕业了,作为不愿离开这所学校的人,我是幸运的。

  

  我能够上高中确实是个机缘巧合的事,我感觉这纯粹是个缘分。那是1977年6月初,伊克昭盟一中的战略已经从过去被动不重视教育转移到主动抓教学上来。学校决定“初升高”将在原有的12个初中班中“精选”考录6个班300人继续升高中学习。全校应届初中毕业的700余名热血儿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怀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雄心壮志参加了在盟一中大礼堂设立的高中升学考试。9月份一部分同学被高中录取。一部分同学高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豪迈战歌先后从城市到了风沙漫漫、花草寥寥的东胜县和达旗的人民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充分展示“当代青年,志在四方”、“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满腔情怀,并在那里拉开了我们77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新农村的序幕。

  

  很幸运的是,那次考试,我竟然奇迹般考上高中。因为当时能考上高中的人数在毕业生中占比只有50%,我的学习只能算“中等生”。原因是我学的太偏科,数理化三门加起也考不上60分,尤其是数学,解不开“一元二次方”,我能考上高中可以说全靠死背硬记学的那点文科知识撑着了。因为那时考上的学生张榜公布时只有名字,所以我估计在考上的学生中我的成绩应该是最低的。

  

  有时机会只在人一念之间。也就是那时,我知道了社会的不平。高中未被录取,被剔退筛选精减下的学生,如果有“门路”、家庭条件好、政历清白的可以去参军,其他的只有一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路子可走;否则,你就在家“坐着”,要么你就去“打临工”,反正不经过下乡、索取不到“回城证”就甭想招工,就是你家老的“退休补员”也轮不到你,因为你没“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你不是又红又专的知识青年,你走的是条“白专”道路,你的思想出了问题怨不得“革命委员会”,怨就只能怨你大你妈没生好你,也怨你没生在好“地方”。所以我常常觉得他们很可怜,也常常觉得中国的教育多会儿也没成熟过,也很势利。

  

  我们上高中时,盟一中给我们配备的师资队伍非常优秀充实。我们高中48班班主任是吴云波老师。他是江苏宁波人,是位资深历史学家。吴老师讲历史不用备教案不用拿书这是真的,只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个二指宽的纸条条写个题目符号,提醒他自己应讲哪些或讲到哪里了。讲完或下课就把纸条子揉成一团随便扔了。听吴老师讲课总感觉“行云流水”,全无刻意雕琢的痕迹,有种浑然天成的整体感,一个历史事件、一个朝代、一个人物、一堂课,就是一篇文章。只要用心听讲,稍做笔记就能记住了,而且他讲的过程已把主次详略都告诉你了。所以我们的历史知识都尽快得到了提高。吴老师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从北京师范大学发配只身来到我们这个“四线”不到的东胜城改造,当时盟一中已下放到东胜县,我们初三时又改回盟里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被安排在一中的“小工厂”当维修工人,受到非人的歧视、虐待和凌辱。他精神受到过很大的刺激,生活也几乎自理不了,但他咬紧牙关坚持着、熬着、苦挨着,坚信头上的乌云会散去,太阳还会照耀在他的头顶。终于在1978年年底吴老师的历史问题得以评反,恢复工作,组织上照顾他体弱多病调他回家乡宁波大学教书,但吴老师坚持要把我们这个班带毕业再走,我们1979年7月7日参加高考那几天他悄悄地离开伊克昭盟,复职回宁波大学任教去了。当我们高考完,得知吴老师已离开,个个潸然泪下!

  

  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还有地理老师王惠凤。她是伊盟一中高中的地理老师。内蒙古丰镇人,60年代从内师大毕业就到了伊盟一中。她有一颗纯美的心。每年有许多学生从祖国各地寄来许多书信,向她汇报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她对待学生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学生们也把她当母親一样敬重。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能够受到许多同学的爱戴、她一定有颗纯美的心灵、她一定为学子们负出无数心血。我们那时上学,有的学生家庭困难,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慈母般地从生活上关心困难学生。许多学生把王老师当亲人一样信赖,大学报志愿听从王老师的意见,有的学生毕业后连找对象都征求王老师的意见。她讲授的地理课在全区重点中学中一直名连前茅,她的地理课越课越出色,她几乎能没多少差别的凭想象一笔画下中国地图,然后再一笔一笔的把各省市区的地图添拼在里面,用她特有的乌盟丰镇口音把初中、高中地理合在一起讲,使自然带、洋流等知识既完整、又系统。一个被人爱戴的人民教师是幸福的。王老师培养了那么多毕业生,培养了那么多优秀学生,她的学生分布在从东到西祖国的大江南北,为此,她一定很自豪。

  

  伊盟一中还有位叫王春林的历史老师。用他的话讲他是“雨停地干、十年九旱”的“三秦锁钥、五路襟喉、陕北旱塬延安人。靠天吃饭是他家乡千百年来无法解决的难题。如今,虽说他们家乡的生活来源已变的多样化,摆脱了单靠种地来解决生活需要的困境。但民以食为天,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用自家新麦子做成的油泼辣子面和白面馍馍是他们祖祖辈辈追求的夙愿。

  

  也许是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爱吃面的缘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亘古不变。同样是历史老师,吃米的南方人吴云波老师,矮小精瘦,眉清目秀,聪明儒雅,细声慢气;吃面的北方人王春林老师,高大魁梧,浓眉豹眼,耿直火爆,直人快语。王老师学的是俄语,但历史课也讲的非常好,他的陕北延安口音腔调很浓,充分说明他的心脏功能、肺活量大,说话的声音自然洪亮。无论你走到校园的那个角落,只要有王老师的地方,大庭广众下说话声音高亢的、并带有浓厚地方口音的肯定是他。他说话的音调绝对是标准的北路秦腔高八度风格,而且“生、硬、冷、倔”是王老师的性格特征。只有时间久了,同学们慢慢才能体会到,老师除了他不能改变的性格、口音以及声调,其他方面他都很关心学生。他每天把手背在后背、大腹便便的身材一颠一拐慢慢地走进班里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他长条瘦码红彤彤的脸庞被棱角分明凹凸有别的五官所替代。由于王春林老师的爱人娜仁和我在市交通局一个单位工作,毕业后,我能有机会常和王老师接触,每次与老师谋面,谈的都很投机。他斜歪着大嘴巴自称自己为一匹地地道道来自西北的“狼”。虽然,王老师说话豪放直爽而不够曲折委婉,耿直善良而缺乏温柔体贴;神态冷漠,脾气暴躁,稍有不平则火冒三丈,但王老师的内心是热情的,是对学生认真负责的。

  

  我们上高中,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校园爱情还不像现在这么风生水起的普遍存在。即使再开放的青年,对爱情也很隐约,不敢声张。那个时期,学生在校期间大都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将心中的爱情之焰点燃。高考刚才恢复,一门心思都在学习,对考大学有颗火热的心,想通过高考上个大学,改变自己。我们都认为当前的首要的任务是抓紧学习,积累知识,迎接高考。说实话,我们需要弥补的缺失太多了,十年“文革” 整个覆盖了我们的学习的全过程,我们根本就没学下多少东西。

  

  学外组织各种补习班,成立了各种学习小组。阵容实力可谓强大,学员基本都是熟人。高考把英语也列入必考内容,但好像是参考分数。我们那时英语普遍不行,于是参加了由李道堪老师讲授的课外英语补习班。李道堪老师“文革”前曾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播音员,“二外” 老牌大学生,据说其爷爷是满清中堂大人李鸿章,“文革” 期间被错误地戴上“反动学术权威” 的帽子,被下放、处罚到伊盟来改造。嘿嘿,这倒是对百废待兴的伊盟一中来说是个天大的好事儿。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更是可以接受到中国最高水平、最标准的英语学习机会。

  

  那个时候,学生求知若饥,虚心若愚,学习的欲望强烈。我们还参加了常来旺老师在文化馆讲授的高考语文补习班。常老师语文主要讲古文和写作,他上课,课本就使用《古之观止》,他精挑细选出若干篇,刻上讲义,加已讲解。文中的典故、义法、语法,译文,一目了然,通俗易懂。作文主要是讲过去大学里学生的习文和范文。这是一种课外写作课,目的是想“押”住高考古文和作文题实现“弯道超车”。常老师是免费辅导,他当时是盟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做了许多有利于高考的好事。我们在校真正的语文老师叫黎欣源。她和常来旺老师都是伊克昭盟屈指可数最好的语文高级教师。黎老师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做事认真,讲话精炼。她的普遍话讲的非常标准。她每天从教室课桌之间的过道上绕来绕去转着讲课,慷慨激昂地边朗读课文,边串讲,偶尔地站上讲台,写下关键需特别注解的词语,陈述应该怎样理解,于是一锺定音,给出你标准的释词用法和实际意义。

  

  四、特别的记忆

  

  我上高中一直在48班这块“一亩三分地”没有动。为什么说是“没有动”呢?因为高中分了三次班。先是普通高中,那时我在48班;后来分文理科,我仍在48班学文科;最后临近毕业又分快慢班,我有幸又留在属于快班的48班。说真话,每分一次班我那波澜不惊、平静如水的小心脏也不由自主地抽嗦几天。目送过去的好友离我而去到新的班级,伴有丝丝酸意。仿佛,也能听到他们的叹气声。三次分下来,我已是为数不多的在这个班坚守这块风水宝地的“坐地户”中的精品“钉子户”了。

  

  而对我来说,这三次分班,学习上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只不过三次分班又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我和许多同学也机缘巧合地走在了一起,成了一辈子形影相吊、情深意切的好兄弟。

  

  我们走的最近的同学之间的感情非常融洽,几乎经常在一起聚,亲如“一家人”,漫长的岁月,这么多年,没有一丝的厌倦,没有一刻的停顿。虽然我们早已失去了那种青春浪漫的心情,心里想着和青春年华毫不相干的事情,但聚在一起时,好像青春年华就在眼前,仍在追逐着我们,为了一个一个的回忆和简单的一个留驻在心间嬉戏场景而快乐无穷。

  

  我们大家的友谊都缘起于“文革”后的伊盟一中,所以我们与伊盟一中也有说不尽的缘。

  

  我上高中感觉不是来上学,有种来开“英雄大会”的感觉,因为都是准备“赶考”的学生,大家常常聚在一起为一个难题像“华山论剑”一样辩论的“大战”不休。另外一种感觉,那个时期,由于高中来回分班,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朋友。一时间,上到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支部书记、班长,下到组长和同学都有我的好朋友。

  

  

  

  那时,乔宝胜是学生会副主席,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字写的端端正正,学习也很好。他可是我们伊盟一中学生中的大红人,对学生工作积极上进,是伊盟一中学生学习的楷模。我能入团还得感谢他,是他发现我“熟到了”,或许是“熟透了”,便主动问我:“入不入团?怎不写入团申请?”通过他的点拨,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具备了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的标准,于是请了假、连明昼夜写了份《入团申请书》,终于在高中毕业前赶上了“末班车”加入了组织。从此,也击活和激发了我的上进性和积极性,80年代上班后,我在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同时早早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那时,乔宝胜每天会多,学生会工作比老师还忙,可惜当年刚刚恢复高考没有学校“保送”一说,如果有的话,我敢说乔宝胜被“保送”到“北大”、“清华”都不过分。

  

  陈明山性格内向,但很沉稳,他除了学习家庭负担也很重。他的学习精神深得班主任老师吴云波器重倾佩,是被班主任老师圈准的优秀学生。我们业余时间总爱到陈明山家,他赤诚待人,一片诚心。明山在家中排行老二,母亲去世的早。他一边学习,一边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姐姐、哥哥已经结了婚另了家,虽经常接济他们弟兄三人,但毕竟另起了炉灶,生活也不富裕。我们总喜欢往明山的家跑,除了是因为他脱不开身出来,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那儿才自由自在。

  

  我们在明山老兄家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吃喝。经常是先一学学语文和背一背史地,然后互相考一考,查遗补漏,弥补缺失;然后到外面玩耍,最后,大伙共同做饭,每个人都有露二手烹饪技术的机会。那个时期生活困难,明山招待我们主食常常是“二米饭”,然后,三拔两下搞上个菜,一般不是白菜炒粉条,就是山药烩白菜。这倒不是我们不善烹饪,七十年代刚从吃“糠窝窝”、“沙蓬”的困难时期挺过来,人们的生活普遍不富裕,明山家“口粮”又不能自足,细粮不够享用。我们不去,他们弟兄自己经常上顿下顿都是“钢丝面”和“玉米窝窝”交替着吃,我们去了又给他们本来贫困的生活徒增了许多困难。那年代,家里明山是哥哥,终日还得为吃而奔波,但不得温饱的日子居多。我们几个“小光棍儿”常在明山家“聚会”,那时物质也相当空乏,也没有市场,生肉和熟肉一律凭肉票供应。我们只能在仅有的几家国营商店买些水果“罐头”、花生米、松花蛋之类的东西,外加一个他家自制的“烂腌菜”当下酒菜。然后,大家围坐在炕中间的小方桌上,身后或靠着枕头,或靠着被子喝点儿“小烧酒”,聚在一起,也没有多少远大理想可谈,只是边喝,边叙一些眼前和当下发生的事,喝的高兴时,免不了也吹吹牛、呵呵砣,或抬抬杠。都是铁哥们儿,不需要察言观色,也不要控制情绪,更不需要提心吊胆防人之心,没有后顾之忧。总感觉,在明山家这样自由自在,虽然吃的清汤寡水但比吃食堂的美。大伙儿胃口大开,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连汤带菜一扫而光。最后,一个仰卧平躺,在炕上栽到就睡着了。那时,无所谓条件好坏,在狭长的大炕上,任凭谁想怎样打呼噜,吸纳天地精华,体现自己的精气神,只要几个能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唯一目的。

  

  明山家的门前南端约100米处有一条深渠,渠的北坡住着他家和他的族人。渠里长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大树,好像有许多经年了。这些树是他家前几代宗族里的人从口里走西口上来时栽种的树木。每当夏季,渠里层峦叠嶂,树影婆娑,成了我们几个背课文的好去处。这里树木未经过分修剪,有的歪歪斜斜,虽然没有城里的树木高雅,但形状优美自然。我们时而坐在树荫下,时而攀上树干晨读暮诵,我们都对这渠啧啧称赞。

  

  那时,文科班主要是说写文章了。我们班杜永涛、郝永亮,郝世平、陈明山、周剑挥文章写的都相当好。文科,男生如果文章写得好,就可以说是“学霸”了。郝永亮去泊江海子学农回来以一篇《万亩滩的灯火》轰动全校,到现在当年的几位长的漂亮、学习好的、男同学叫“校花”的女生,在我面前说起郝永亮总还惦记着他。再加上他们的字又写的漂亮:郝永亮、郝世平、杜永涛一手纯健大草写的龙飞凤舞、颜筋柳骨;而乔宝胜、陈明山、周剑挥一手隽永秀丽的楷书写的端端正正、潇潇洒洒。班主任老师指定他们在班里轮流办黑板报。这倒是对于平时不言不喘、不爱显摆的几位同学很有广告效应。据说,当时有许多女生照着乔宝胜、陈明山、周剑挥抄写的板报练他们的正规笔体,也有许多男同学照着郝永亮、郝世平、杜永涛黑板上的字练狂草。谁能想到当年她们的偶像中杜永涛现在是国务院的“大秘”,而“郝氏”狂草的两位发祥人都是鄂尔多斯的“大文豪”。

  

  和我常来往的同学有还有许多,有的拜过关公,有的虽然没有结义但相处的非常融洽。在岁月如梭的青春时期,我们常常在一起喝酒唱歌划拳猜棍棍,侠肝义胆,浪迹天涯,始终不离不弃。还有些同学,当时关系非常好,但再好的关系,都会死于距离和“三观”。有的同学上进性比我强。我按当时标准是班里的“后进生”,还有点儿玩世不恭,对好的优秀学生都有点儿排异,再加上有的同学每天忙学习,与我们渐渐地疏远,边缘化我们,把我们本来“亲如兄弟”关系变成了“亲如叔伯兄弟”、“亲如重叔伯兄弟”关系,有的直接“抺出”五服。多年以后和几位曾经的好友坐在一起,谈论起后来疏远的原因。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埋怨,眼睛还有点儿湿润地和我说是我们把他们忘了。这也勾起我对这几位同学的回味。其实当时真正造成那段友谊疏远了关系的是他们经常若隐若现,若即若离,亲的时候像跌进了“蜜罐子”,但只是一瞬间就若无其事了。这倒是值得曾经一起长大、无话不谈的朋友们借鉴:朋友之间是怎么渐行渐远的?好朋友不是口头上的同甘共苦,经常挤出点时间如果你也有事情不来,他也有事情不来,然后接下来几十年就都不好意思再见面了。距离太远,有时候产生的不再是美,而是隔阂和疏远。

  

  我们上高中,那是一个朴实而单纯的年代。高二的时期高中文科分快慢班。文科快班的同学,依然保持着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刻苦学习的精神面貌。而且还涌现出许多学习好的尖子生。当然还有女生,但记不清了。

  

  我上高中没什么特点,对老师所说的青年人要树立鲲鹏之志不理解,因为老师也经常让我们年轻人,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老师的话好像前后就很矛盾。我信其后,符合我认为的人生各有自在,不需要强求,不需要比较。这是我当年记不清从哪闹来的一本尼采《悲剧的诞生》,受其哲学思想消极影响的,后来我确信看尼采的东西读不懂的人不能“瞎读”,他“胡言乱语”看多了容易让人“中毒”。

  

  其实,我当年的远大理想不止是读书,可先锋了,做梦也想能遇上个机会为革命彻底“牺牲”,让后来人学习我的革命精神和事迹。这可能和我从小学习刘文学、张思德、刘胡兰、雷锋、王杰、董存瑞、邱少勇、杨根思有关;也和读的那些革命书籍《苦菜花》、《迊春花》、《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有关。在伊盟一中读初中时期,看了那“八个样板戏”,看到剧中英雄人物,为革命全部是“青一色”男女“光棍儿”,我也想“拉家带口”哪能干革命了?所以也想过自己将来不结婚。看了电影《决裂》我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并且对考大学失去了信心。我当年最想的是参军,如果如愿以偿,我估计79年自卫反击战,如果能轮上我上前线,早已“不成功,变成仁”了,现在又变成另一条“好汉”了;即使侥幸活下来,现在也许还能从将军的位置上退下来。可惜,没轮上我成为“英雄人物”。不过,这纯粹是我自己想当兵而当不了、着了迷的一种瞎想。倒是,我们那个时代怀有我这种思想的学生很普遍。

  

  70年代末,我家住在东胜四完小附近,那一带已经属于东胜老城区的南端。我们除常去城北明山家外,也经常到我家来玩。因为我父母亲当年上班经常不在家;姐姐在乌兰牧骑上班,每年下乡演出10个月以上;家里平时留守的只有我和弟弟,我们也常在我家聚在一起学习玩耍。

  

  东胜的老城那时候不大,是个温和的地方。我们每个人生长的家属大院大都是自己父母单位分配的,木门青砖红瓦独院排列有序,非常美丽,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互相都认识,非常亲切和睦。几十年来,我们都是生于此,长于此,后来又参加了此地的经济建设和辉煌发展,见证了这里从贫穷落后的伊克昭盟发展变化成富裕繁荣的鄂尔多斯。

  

  到了高中下半学期,学习日趋紧张,我们在一起聚的也少了,1979后,高中毕业,大家有的上学,有的参加工作,后来结婚成家,不能和以前一样天天在一起,但每想起那个时代在一起上学的场景,印象极为深刻。那时我们经常往返穿梭于这座小城,骑上自行车背着书包从自家出发在小城的大街小巷转悠,那种莘莘学子的感觉时时在梦中出现。在这里,真心向过去养育我们的那座已经逝去的小城致敬。向培养我们现已搬迁到康巴什的伊盟一中致敬。

  

  伊盟一中培养了我们,母校给我们留下太多的记忆和故事,让人振奋,令人怀念,永远值得铭记。

  

  多少事,从未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大久,只争朝久。进入新世纪的2001年,随着撤盟设市,伊盟一中也更改校名为鄂尔多斯第一中学。近年来,鄂尔多斯一中,狠抓教学质量,构建了科学的管理运行机制,培养造就了一支吃苦耐劳、特别能战斗的教师队伍。

  

  现在,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重点中学、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和“普通高中管理先进学校”,并成为国家教育部命名的首批“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也是自治区首批“现代教育技术先进学校”和首批“电化教育先进学校”。学校已相继成为清华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等名牌大学的优秀生源基地。

  

  奋进的鄂尔多斯一中,前景更加辉煌灿烂。

  

  〈作者 袁峻岭 内蒙古鄂尔多斯人 网名 无限风光 公众号 无限风光在顶峰〉